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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官员反思瓮安事件:敌对思维致民怨淤积 http://www.sina.com.cn 2012年04月27日02:3

作者:采集侠 发布时间:2018-07-09

  本报记者 毛浩 董伟 白皓

  3年前,这里爆发了一场闻名中外的大规模“群体性事件”。只有近10万人口的瓮安县城,有3万多群众走上街头。由于对一位16岁少女溺水死亡处置不当不满,再加上谣言煽动,愤怒的人群先后冲击了县公安局、县政府和县委,并点火焚烧了3座办公大楼。

  冲天大火震惊全国。1935年,中国工农红军在瓮安建立了长征路上第一个人民政权——桐梓坡农会。70多年后,这里的基层政权却遭到了质疑:她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究竟如何?反腐防变的能力怎样?她的执政基础是不是正受到威胁?

  在一段时间里,“瓮安执政”成了全国领导干部的一道考题,“瓮安之问”引发了社会的深沉思考。

  瓮安人的解答是写在现实中的。3年过去,瓮安交出了怎样的答卷?

  信访奇迹:80%纠纷可止于初访

  2008年7月4日,“6·28”事件刚过去6天。龙长春从贵州省委办公楼出来,连换洗衣服都没带,就直接前往瓮安履任县委书记。此前,他的职务是铜仁行署副专员。一同“空降”的还有代县长谢晓东、公安局长庞鸿和政委周胜。

  新班子带着省委的基本判断上任:“6·28”事件是当地社会矛盾长期积累,民间怨愤淤积太久的结果,是典型的泄愤式群体事件。“近10万人的县城,3万多人上街,办公楼烧着了有群众还欢呼。”龙长春坐在车上,一位老领导的话言犹在耳:“瓮安县委坐在火山口上了尚不自知!”

  此时的瓮安县委大楼已是满目疮痍,龙长春只能先在林业局“安营”。在这里他劈出了第一板斧——县委书记大接访。“要化解民怨,就必须直面矛盾。”他在临时办公楼里先竖起了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屏风,又在一楼设立了信访接待室。一时间,楼前人流熙来攘往,办公室灯光彻夜通明。

  4天后的赶场天,公开大接访的大棚搭到了县城中心的广场上。由于电视台提前发了预告,所以一大早访民就蜂拥而至。工作人员在入口处“放号”,叫到号后,访民按反映问题被分到不同部门的棚子里,但许多人进场后却直奔县委书记的大棚。

  当天一共接访了115个号。傍晚收摊时,上访群众不愿离开,县委、县政府承诺:放号有效,下次继续使用。瓮安县信访局原局长秦综就在现场,他对中国青年报(微博)记者分析说:“这种场面表明,老百姓对新一届县委县政府抱有希望。换句话说,这些信访件能不能办好,决定了老百姓能不能重新相信你。”

  在此后的40天里,像这样的大规模公开接访又举行了两次。

  除了书记大接访,瓮安还同时启动了干部大巡访、教师大家访、公检法司大联访、乡镇干部大走访,俗称“五大访”。五大访引爆了全县的信访潮。“2008年上半年县上信访只有42件,7月4日到年底,就爆涨到2121件次3449人次。”秦综回忆说,“许多长年积案都翻了出来。”

  构皮滩水电站移民搬迁是瓮安的一个著名积案。由于不满安置政策,部分移民长期上访。2004年12月,当时的县领导带队到江界河村商议补偿标准,谈判陷入僵局。有村民将宪法拿给县领导,让其当众朗读第二章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”,矛盾瞬时激化,干部群众发生激烈争执。不满的移民把工作组扣了两天,工作组最后在警察解救下才得以脱身,解救中多名村民受伤。从此,江界河移民成了瓮安一块板结的伤疤。

  这块伤疤不时化脓。一些移民参与了“6·28”事件,还有的移民抢占乡政府食堂,自己淘米做饭。2009年夏,瓮安县工作组到江界河村进行了逐户访问,他们发现,僵局缘于敌对思维,对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工作到位,再死的结也解得开。

  新政策很快出台:愿意搬迁的移民,及时补偿到位。暂时不愿搬的不强迁,哪天愿意哪天迁,县机关部门对口帮办手续。实在难离故土的,政府花钱在水线上平整一块地,供其建房安置,并由县领导逐一“包保”。

  “移民后来大多自愿迁走了,300多户中留下的只有20多户。”龙塘乡党委书记李飞对记者说,“留下的也已安定,江界河基本实现了息访。”

  大接访当年接案3170件,结案率达98.1%。“6·28”前,瓮安的信访结案率只有18%。半年间,信访结案率提高了80.1%,堪称奇迹。

  大接访次年,瓮安信访量迅速回落,2010年下降到693起,较2008年下降68%。“80%的上访其实完全可以止于初访。”一份总结报告写道,“如果基层执政得力,民怨何以如此淤积,又怎么会爆发‘6·28’事件?”

  权力失范:干群关系扭曲错位

  “6·28”事件其实早有前兆。

  “2008年的时候,冲突已有好多次。农民扣干部,警察抓农民,有一次水库移民甚至冲击了公安局。”一位瓮安老干部对记者说,“点燃县委大楼的那把火,是迟早的事。”

  “瓮安事件的深层原因是干群关系的严重扭曲。”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分析说,“公仆跟他的主人,在角色上出现了严重错位。”

  “玉山帮”案是这种扭曲错位的典型案例。

  “玉山帮”是当时瓮安最大黑帮。因其骨干多为玉山镇人而得名。在2008年7月被剿灭前,它已在瓮安横行了10年。其间,多名黑帮头目成为中共党员,一个黑老大的父亲甚至被任命为村支书,其能量让外间人瞠目。

  在“玉山帮”的审判卷宗中,记者看到了6名国家工作人员的名字,其中有乡镇党委书记、科局级干部和公安干警等。判决书写道:由于他们的庇护纵容,“玉山帮”得以获得政治和经济力量,从而发展壮大。

  中坪镇党委原书记杨兆明是曝光的保护伞之一。乡邻周知的是,他的儿子拜了“玉山帮”老大熊教勋做干爹。2005年,“老亲”熊教勋看上了一座铁矿,可当地商人的承包合同还没到期。多次滋扰威逼无效,熊教勋即请杨书记出场“劝退”,并允诺赠送未来“腾飞”洗矿厂干股。

  此事正合杨兆明之意。他随即伙同副书记郎永林以无证开采为由,威逼原老板退出了矿山。事后杨、郎如愿各分得“腾飞”六分之一股份,先后获利人民币20多万元。在“腾飞”,杨、郎也默认了职责,即提供“官方保护”。

  中坪镇国土所曾因“腾飞”手续不全下发过十多次停采通知,但由于杨、郎屁股坐在了“玉山帮”一边,“腾飞”每次都顺利过关。郎永林事后供述,“我每月都要与国土所到各个矿山检查安全生产,但‘腾飞’从未被处罚。即便他们单独去的时候,也只是象征性地下过处罚单,没有真正处罚过。”

  中坪镇派出所原所长杨育平的“角色穿越”更为戏剧。杨育平和“玉山帮”另一老大卢宝霖是干亲,两人的合作堪称经典。卢的生意主要是开赌场,杨在卢的多个赌场都有干股,杨调到哪里,卢的赌场就开到哪里。由于杨的庇护,卢的赌场形同敲诈。而且因为有此内鬼,多次打击“玉山帮”的行动都落了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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